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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調查丨全球服務 互惠共享 服貿新跑道

時間:2021-03-14 17:40:59 來源:連雲港傳媒網

今年77歲的周雲正大半輩子都熱衷於技術革新。據他説,迄今為止他已經獲得了72件專利。但一年前的這個時候,周雲正卻沒心思坐下來搞實驗。因為他向歐洲專利局提交的專利申請被駁回了,當時他需要做出決定,究竟是放棄還是繼續申訴到底。

周雲正:歐洲專利審查八年。趙主任(朋友)他勸説我你已經花了七八萬塊錢了,再花下去錢還要更多,你還是放棄吧。

專利、商標、版權、外觀設計等等的跨國交易都被稱為知識產權貿易,是服務貿易領域中一個重要門類。周雲正申請歐洲專利的行為,其實是知識產權貿易的基礎。 


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龍傳紅:一個企業一定要有一個知識產權的投入,包括商標,包括專利的佈局,產品和投資再跟上,這是一個國際化經營的步驟,你不可能説商標和知識產權專利佈局還沒去,你的產品投資就去了,那這時候你風險是很大的。



在全球知識產權體系日臻完善的今天,專利和商標佈局既是企業在一個國家地區順利開展投資經營的先決條件,也是進行知識產權貿易的必要前提。周雲正想要讓自己的發明在歐洲市場獲得知識產權保護,或者在歐洲市場出讓該發明的技術,都必須先在歐洲獲得專利的授權。但這第一步就走得相當不易。



周雲正:我在電路設計上面做了幾十套方案,失敗的數量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沒日沒夜地做。

記者:這些都是需要費用的,做樣機之類的。誰來掏,您自己掏?

周雲正:自己,誰會來給你錢。我愛人跟我的退休工資基本上全部傾注在這個項目裏面,1999年到2013年投入150萬。150萬對於(普通)家庭來講壓力是比較大的,特別是我是從事業單位出來的,沒有資金積累。省吃儉用,租房子、招工,當時只有我們60來平方的房子裏面,又要辦公,又要做樣機,很艱苦。



按照歐洲專利局的規定,申請被駁回後,申請人還有最後一次機會,參加“口頭審理”。它需要申請方當面向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進行口頭申訴,“口頭審理”的地點也只有一個——歐洲專利局所在地。那麼周雲正會怎麼辦呢?他申請的專利到底是個怎樣的發明創新?究竟具有多大的市場價值?他會放棄還是申訴到底呢?



北京東三環中央商務區,日本的大和證券把新辦公室開設在了這裏。這家公司的總資產規模位居日本證券行業第二、全球證券行業第五。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耿欣:我們把那幾個會議室都用(日本總)公司附近的這幾個地名來命名,這個叫八重洲,它就是不同的出口。

記者:為什麼用這樣的地名來設計辦公室的名字?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耿欣:首先也是跟總部有一個連接,第二本身丸之內它所在的區域,就是日本的金融機構最聚集的一個區域,也有很標誌性的一個意義。



今天,外國知名企業在國內新設分支機構已經算不上是稀罕事,但近期媒體卻普遍關注了包括大和證券在內的一批外資投行、保險、信用評級等金融機構在中國的新動作,形容它們是“集體跑步進場”。



對於金融領域的開放,中國和不少發展中國家一樣,採取了預先承諾機制,也就是政府允諾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對外資進入國內市場逐步減少限制。那麼近期,這個機制發生了什麼變化呢?“跑步進場”的外資金融機構又嗅到了中國市場上怎樣的“新味道”呢?



每天晨跑5公里,這個習慣魏焱已經堅持了幾年。他是中國建築一局(集團)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如果沒有疫情的影響,這個時候魏焱本該在國外的各個建築項目工地上穿梭。



魏焱所在企業的母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工程承包商——中國建築集團,而魏焱的跑道並不在國內,而是海外市場。



中建一局 董事副總經理 魏焱:跟國內的這種市場環境相比,包括現在這個員工走出去的這些意願,有國內這樣好的一個市場,就是大家對於走出去,這個動力不是那麼強。

記者:其實海外市場更難做。



中建一局 董事副總經理 魏焱:非常難,而且有挑戰,風險也比國內大,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不如在國內。風險有幾個方面,一個你比如有政治風險,很多國家的政局不是那麼穩定的。另外就是經濟的這種平穩發展,在很多國家也是起起伏伏的,不同的國家它的法律環境是不一樣的,財務税收方面的制度是不同的。另外它的採用的技術規範,產品標準,驗收,包括語言這些都對我們開展業務都是很大的挑戰,所以雖然説是做國外,大的(市場)是國外,但是真正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它也是每一個國家的情況也完全不同。



從2013年開始,我國國民經濟中服務業佔比超過工業,成為支柱產業,這使得包括建築、知識產權、金融等在內的服務貿易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總額不斷增加,連續6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與貨物貿易相比,服務貿易多年呈現為逆差,尚需提升總體競爭力。



2020年9月,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在北京舉行,參展企業覆蓋了服務貿易的全部12大領域,總數也超過往年、創下新高。這次服貿會,被視為中國政府旨在推動服務貿易領域新一輪開放的重要表態。然而對於公眾而言,服務貿易的議題遠比貨物貿易更為複雜,也更難以被察覺或理解。《新聞調查》記者通過走訪在這一領域深耕多年的人們,回望他們走過的道路、探究關於服務貿易的奧妙。



建築行業是最傳統的服務業之一,也是在服務貿易中,我國能多年保持順差的領域。2019年我國建築服務貿易總額為2572.6億元人民幣,總量和國際市場佔有率均位居世界首位。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研究,各國政府的市場政策尺度和監管程度對服務貿易的發展有較大影響,而建築業恰好正是我國最早實行開放和改革的經濟領域之一,也是直接受益於我國政府“走出去”戰略、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領域之一。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國內建築服務的出口主要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或勞務輸出、或修建醫院、鐵路等經濟援助項目。但是中建公司卻嘗試通過投資商業房地產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



中建一局 董事副總經理 魏焱:我們最早1985年進美國的時候,這個國內還沒有地產開發,大家也都不懂,憑着一股熱情和勇氣去的。



與貨物貿易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數服務貿易的消費者在消費之前很難評價服務的質量或安全性。因此,服務的提供者需要更為多樣和靈活的手段來推銷服務。這對於剛剛開始市場化的中國建築企業來説,門檻太高了。



關於這段歷史,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雷吉納·阿布拉米在她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沒有美國當地的業績記錄和建築行業裏的‘會員證’,中國公司要拿到建築合同是非常困難的。當時中建公司選擇了投資房地產的策略,通過合作、合資、直接投資等方式購買土地、啓動了55個開發項目。到1988年,總投資超過1億美元。”



中建一局 董事副總經理 魏焱:當時也是進入這個市場的時機不是很好,因為美國的這個地產是週期性還是很強的,基本上每十年會是一個週期,我們進去的時候是正好在它房地產的那一輪週期的波峯的時候,進去以後整個的地產,就是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這樣的通道,所以後來我們還是整個九十年代還是比較困難的一個時候。



美國的建築市場發軔於20世紀30年代,紐約帝國大廈、舊金山金門大橋都是在那個時期建造的。事實上,在國際市場上具備競爭力的建築企業,往往是受益於他們本國建築市場的培育。美國、法國、日本等國的建築企業就是在他們各自的國家走向工業化、以及二戰後的經濟復甦過程中迅速成長起來的。

就在中建公司進軍美國的同時,我國國內建築市場開始打破計劃經濟模式、走市場化道路,並引入外資,放寬市場準入。



1985年國貿一期上馬,按照國際慣例招投標,吸引了法國、日本、美國等實力雄厚的外國建築公司參與,卻沒有一家中國建築企業具備投標資格。

記者:就那個時候在單位裏面普遍接的國內的工程項目,都是一些什麼樣的項目?



中建一局 退休員工 高傳友:都是(比較基礎的),像蓋個學校、蓋個醫院、蓋個廠房。



中建一局 退休員工 張建華:(最多)都是6層,當時都是過去説的火柴盒,都是這樣的建築比較多。



高傳友和張建華夫妻是中建一局的老員工,他們都參與了國貿一期工程。據他們介紹國貿一期最後是美國公司負責建築方案設計、日本公司負責初步設計、法國公司做工程總承包商,就連專業分包80%以上也是外國企業中標。中建一局當時屬於分包商,參與了寫字樓和南公寓樓等施工。高傳友和張建華至今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與來自境外的施工隊同台競技時所受到的觸動。



中建一局 退休員工 張建華:我們就第一次覺得好像開眼了,他們怎麼那麼先進?一個人背一個盒,就是穿着工裝,然後一進屋,屋裏都是鋪好的地毯,人家是整的“盒子間”進來的,把這個鞋套一套上,盒子一打開,哪個地方有點什麼小問題,這工具好精密來修修整整的。



中建一局 退休員工 高傳友:咱們使用的工具不如人家。你不管是木工用的工具或者是抹灰工用的工具都不一樣。我們用的工具全都是自己做的,你像我們的刨子全都是自己找一塊木頭,不説找一塊木頭了,找一塊青岡木,把它刨完了以後畫上線,自己拿鑿子把它打上眼完後這麼做的,刨子這麼做的。



中建一局 退休員工 張建華:所以他們在操作,我們這邊也在施工,我們就看着別人怎麼施工,他們施工的過程,這些工藝,我們也在悄悄地學。



當時工地上的監理人員也都是外國人,對質量要求非常嚴格。



中建一局 退休員工 高傳友:那個時候,咱們國家剛剛興起復合石膏板,就是説你要往牆上去貼,你想2米4長,1米2寬,這個垂直度跟平整度也要要。他當時要求得太嚴,平整度要求就是説你(誤差範圍)兩毫米,垂直度(誤差範圍)也是兩毫米。達不到,那你就重做。



那時人們沒有意識到,當本土市場尚未出現同等需求時,這些外國同行扮演了“挑剔客户”的角色,幫助中國建築企業建立起了服務的概念;而這些外國同行自身在運行機制、技術能力、管理體系、成本控制等方面所呈現出的水準,也讓中國建築企業更清醒地看到了差距,並預見到了未來更高級的、國際市場的競爭。



在參與國貿一期項目的過程中,中建一局開始重塑自己的生產組織管理體系,並每年招募上百名大學生、還不斷派出隊伍到國外學習。與此同時,國內建築市場的規模也在迅速擴大。統計數據顯示,1985年國內建築市場的總產值為675億元人民幣,1995年已達到5793億元人民幣。1995年國貿二期項目上馬,法國、日本等國際著名工程承包商再度前來投標,這次中建一局又作何打算呢?就在這一年魏焱被派往海外,那麼經歷了10年市場化改革的中國建築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表現會有所不同嗎?



王會卿是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上海辦公室的負責人,資深的專利代理師。他清華大學博士畢業後執業超過10年,經手的專利案超過千例。2018年周雲正找到了王會卿,請他幫忙解決被歐洲專利局駁回專利申請的難題。



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上海辦公室主任 王會卿:歐洲的專利局,他的審查水平還是最高的基本上是。通常來説它做出的(駁回)結論,很難推翻。當時我也還是提醒他(周雲正),你要走下去的話,一個是時間還是比較長,另外還是要花不少的費用。在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要撤銷這個(專利申請)駁回決定,概率是非常小的。        



浙江天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術發明人 周雲正:當時我跟王博士講,我説萬一不授權,全部責任我來承擔。你也努力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想跟你這樣合作,歐洲專利局一定能夠依法授權。



周雲正堅持去參加口頭審理就意味着接下來得繼續自己支付申請專利的後續費用。周雲正的技術到底有着怎樣的價值?他如此執着會換來怎樣的結果呢?



浙江天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術發明人 周雲正:我覺得關鍵一點,目前所有的(空氣)淨化器,到現在為止用的99%都是高效濾網。所以我覺得應該用另外的新的方法,這個用了三十年的高效濾網的垃圾箱應該被新的技術來取代。我想要空氣放電產生等離子體,把細菌病毒,把有機物、有害氣體,還有PM2.5能夠清除乾淨。



現在我們的煙霧,VOC(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跟PM2.5沒有了,那麼細菌病毒也是VOC裏面的有機化合物的一種。



浙江天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術發明人 周雲正:但是關鍵的世界性難題是空氣放電產生臭氧超標的難題,搞淨化行業的專家都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好的方法。



周雲正説他的發明不僅提高了等離子產生的效率,還解決了放電造成臭氧超標的難題,讓這項空氣淨化技術變得更具實用價值。



浙江天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術發明人 周雲正:實際上申請專利跟(發明)實驗都是互相交叉的。如果你一泄密以後、你一到外面去檢測,或者你一到外面去銷售、或者做樣機去展覽,那麼專利權就會喪失,也就是技術被公告、公知,就失去了專利保護的意義,失去了新穎性。專利意識一定要強,所有企業在搞自己的核心產品的時候,一定要用專利技術來保護自己。



人們常常用這條價值鏈微笑曲線來説明在某種商品中,各種生產要素所佔的比重。世界銀行發佈的報告顯示,進入21世紀後,微笑曲線正在變深,這意味着價值越來越向兩端集中,專利在產品總價值中的佔比在不斷增加。



由於專利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無論是想要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獲得專利保護,還是從市場上收取專利轉讓或者許可費,都必須先獲得該國或地區的專利授權。



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上海辦公室主任 王會卿:專利因為是一個絕對的壟斷權,你一旦獲得了權利,因為絕對的是排他的絕對權,

就是任何其他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製造銷售,不得有任何這種行為。因為權利本身的重要性,所以在專利申請審查的成本上還是要求比較高的。



歐洲之行究竟有多少勝算,難以預料,周雲正這次奮力一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王會卿所提供的專利代理服務。這也是對他們能否運用好國際規則的一次檢驗。



王會卿所在的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是新中國成立最早的知識產權事務所,龍傳紅,1993年就進入貿促會專商所從事專利代理師的工作。



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龍傳紅:這個赫切斯特是當時德國的一個很大的製藥公司,你看1985年4月1日中國《專利法》實施,這個信是2月份來的,也就是中國《專利法》還沒實施,他們就委託我們開始準備提交中國的專利申請。



儘管30多年前外國申請人對專利制度的敏感性更高,但老練的參與者有時也很難預見新手的未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報告顯示,在1970年到2000年間,來自美國、日本、德國這專利三巨頭貢獻了全球所有專利活動的三分之二。但進入21世紀後,世界專利版圖發生了明顯變化,亞洲的份額從32%增加到48%,最主要的貢獻來自於中國和韓國。



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龍傳紅:這個時候外國申請人到中國來申請量增加,但是中國申請量增加的更快。就説加入世貿組織以後,中國企業知識產權的意識也覺醒了。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變化?



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龍傳紅:國內企業,如果你要想在市場競爭立於不敗之地,那你肯定要進行知識產權的佈局,如果你不佈局,國外的先進技術都進來了,那你很快在市場競爭中你就打不過國外的這些外資企業,所以它逼得我們國內企業,就得投入更多的資金和能力,到創新活動中去。



2019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總數超過140.1萬件,授權45.3 萬件。從專利申請的數量上看,中國已經位列世界第一。從創新優勢看,中國主要表現在數字通信、信息技術和電機等領域。與此同時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在全面加強,2019年知識產權使用費進出口總額超過370億美元,其中進口遠遠大於出口,這意味着中國在大量購買國外的知識產權。



龍傳紅他們正在討論一件被(國家)知識產權局駁回的、日本鋼鐵企業的發明專利申請。



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龍傳紅:幾乎每個申請都需要有幾輪,一輪兩輪甚至三輪,像這個已經第三輪了。我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審查員就有上萬人。從審查員來説是對公眾負責,我不會把一個不應該授權的專利授予專利權。從我們申請人代理人(代理師)的角度來説,我是希望能得到一個儘可能寬的範圍的權利,但是審查員他肯定不會説你想要什麼就給你什麼,而是根據他們檢索的結果,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授予你一個合理範圍的。



據龍傳紅説,隨着科技的發展和進步,如今很多的發明專利申請都是對某項已有技術的改進。因此在創造性高度的認定上,審查員和申請人往往容易產生分歧。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專利申請被駁回的情況並不罕見。但是像周雲正的情況屬於難度最高的一類。因為歐美是知識產權高度活躍的地區,歐洲專利局也是公認的、審查最嚴格、水平最高的專利局之一,周雲正和王會卿將會迎來一場怎樣的“口頭審理”呢?



金融財經專業可是高校的熱門學科,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開設金融學專業的院校有380餘所,每年為社會輸送數以萬計的專業人才。據北京市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9年北京金融從業人員達到73萬,佔全市就業總人口的5.3%。目前這個比例還低於倫敦、紐約、多倫多、蘇黎世等這些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

在世界貿易組織對服務貿易提供方式的分類裏,大和證券新設立的中國公司可以被歸為“商業存在”。這個名詞的定義是服務提供者為獲取報酬,在其他國家境內建立的商業機構,包括附屬企業或分支機構。



與貨物貿易不同,服務貿易的特點是提供者和消費者必須保持近距離的接觸。因此,服務的提供者需要在市場所在地設立更多的商業存在。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19年全球服務貿易中金融服務比重超過18%。在高達數萬億的貿易額中,77%以上是由商業存在完成的,也就是説是通過那些在他國建立附屬企業或分支機構實現的。或許這也是近期眾多外資金融機購“跑步進入中國市場”的原因之一。



耿欣是大和證券中國有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説自己與證券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還是上世紀90年代初在對外經貿大學的校園裏。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 總經理 耿欣:我當時正好也在學生會去負責做了很多這種講座,你比如我們當時做了一個關於美國證券市場的一個講座,當時請我們的老師,高西慶老師(曾參與設計與建立中國證券市場)這個來給大家講一講。而且在當時我相信很多人對納斯達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都還不清楚。我記得講座上第一步,就是在黑板上給我們講了一下納斯達克是什麼意思。結果到什麼程度呢?把那個玻璃門大家都能擠壞了,坐肯定是坐滿了,站都已經站不下了,門都擠壞了。為這個我還被學校老師叫去,還批評了一下,説以後還是要注意安全的。



近年來我國國內金融業發展迅猛,但金融服務貿易卻尚未取得競爭優勢。據商務部統計,2019年我國服務貿易中佔比最多的仍是運輸、旅行和建築三大傳統服務貿易,金融服務貿易佔比不足1%。但也許正因如此,很多機遇藴藏在未來。

記者:未來的大和會怎麼樣?你在腦子裏面有一個五年規劃嗎?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 總經理 耿欣:我們還是有一個比較中長期的視野來看待這個事的,也是非常有戰略考量的,就是説我們可能不拘泥於,或者侷限於一時的財務上的得失,而是着眼於中國市場的一個(前景),用社長的話講他叫三十年大計,那我想也代表了大和證券集團對這家合資證券公司,包括對中國業務的一個態度和考量。

對於大和證券來説,30年大計並不是一句簡單的漂亮話,這家擁有百年曆史的日本證券公司,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進入了中國市場。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 總經理 耿欣:大和在中國市場的這種發展的歷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一個小小的縮影。每一個階段,其實我們都在做不同的事,所以我一直説我們不僅是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一個見證者,也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澀谷慎志,他在證券行業幹了近30年,可以説是和進入中國市場的日本證券公司一起見證了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 常務副總經理 澀谷慎志:我是18歲(從國內)去的日本(留學),去得比較早,去了30多年了。

據澀谷慎志説,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當年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公司。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 常務副總經理 澀谷慎志:我進公司的這一年是(日本泡沫經濟)最後的一年,然後那時候我們每年公司會大量採用很多新的大學畢業生,其實我還是佔了我們中國的光,因為那個時代其實涉及到日本的券商去開拓中國市場,開始在招中國人去做這個中國的市場,在那時我們正好是搭上了這個順風車了。



日本山一證券創建於1897年,總部在東京,最輝煌的時候僱員過萬、海外分支機構超過百家。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日本經濟正走向泡沫的頂峯,在那一時期全球市值前十名的公司中,從1到7都是日本公司,第8名才是美國的IBM。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 常務副總經理 澀谷慎志:我們(山一證券)當初(1984年)在北京設立辦事處的時候,中國沒有證監會,沒有交易所。



1980年代是中國資本市場嘗試對外開放的階段,1983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了《關於僑資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設立常駐代表機構的管理辦法》,首次允許外資在國內設立常駐代表機構,但同時規定“工作範圍是進行工作洽談、聯絡、諮詢等非直接營利的工作”。



大和證券中國有限責任公司 常務副總經理 澀谷慎志:那時候做的什麼業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企業,中國很多需要有外匯的需求,這些企業去海外發債,有發日元債,有發美元債,發日元債是最多的,這時候幾乎是日本的證券公司的。



百年老店大和證券對中國並不陌生,他們自上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市場後,就一直沒有離開。澀谷慎志則因為工作所賦予的特殊位置,得以穿梭在中國和日本兩個金融市場之間。特殊的視角又讓他獲得了哪些特殊的觀察和感受呢?


編輯:劉敏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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